写好中国故事 淬炼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作家从未忘记民族的记忆与精神，从未忘记对我们共同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所负的神圣责任，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与人民一道，向着新时代更加壮丽的风光、更加巍峨的高峰，前进！

　　1951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抗美援朝战场上英雄们的殊死战斗，全篇仅3500字，气象从容宽广。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直接面向每一个中国人倾诉：“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这一系列“时候”勾勒出新中国的现代空间，覆盖劳动、建设和生活，指向辽阔的国土和广大的人民，最终和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们紧密相连，构成了共同的命运与情感、共同的奋斗和梦想。

　　这正是新中国文学的本质所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创造历史，缔造自己的国家，不断开辟和创造我们共同的生活。中国文学与时代和人民一道前进，在70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中，文学使奔涌的“现实”不断转化为“故事”，建构着认知、情感和价值的共同体。新中国文学始终在向“亲爱的朋友们”讲述新中国 ，讲述我们自己 ，讲述我们正在创造的生活与历史。

　　这壮阔 需要从来处讲起。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到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上世纪50到60年代，那一代作家以历史亲历者的自豪与信念书写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这是新中国的来处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民族的英雄史诗，天下代代流传。正如贺敬之在《回延安》中深情咏唱的那样，如此的追溯和回望不仅是为了认识和铭记历史，更是为自己、为后人确立精神的高度和方向。

　　大地上，满怀理想的人民开始宏伟的实践。在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村庄和村庄中的农民成为主角，他们不仅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正在推动着古老乡土的现代化进程。而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现代都市正在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迎来新生。这种革命与建设的理想主义激情同样激励着柳青，在《创业史》中，崭新的历史远景取代了千百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创业”梦想，梁生宝的奋斗具有了宏大的规模和革命性意义。这个普通的农民由此成为新中国的“新人”，他在精神上属于未来。

　　新中国是青春中国，大地之上活力澎湃。50年代，青年王蒙写了《青春万岁》，这是对新生活的热情礼赞。在孙犁的《铁木前传》中，精灵般的、恣肆不羁的小满在田野上奔跑，让人们坚信，美好的生活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中，青藏高原的变革如陌上花开，意气风发，充满希望。

　　所有这一切已成为中国记忆、民族记忆。新中国的文学正如新中国的历史，充满理想主义，充满英雄主义，充满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充满对时代、人民和祖国的责任感，这一切至今如新。

　　70年代末期，当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发表《班主任》时，他们成了报春的燕子，见证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而来。在舒婷的《致橡树》中，经历了历史考验的中国人感受到自身坚韧、倔强的深长力量，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意识在这样的诗句中淬炼成形。

　　新的天地无穷无尽地敞开，文学家们是勇敢的探索者，领时代风气之先，他们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现实的创造。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直到90年代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择》，文学以“改革”命名自己，新的时代主题、新的时代英雄激发着无数中国人新的梦想。

　　风起于青蘋之末，在最细小、最偏僻之处，作家们看出了巨变、望见了未来：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一个农民身上汇聚着乡土中国变革的动力和前景；在铁凝那如诗的《哦，香雪》中，火车携带的广大世界在一个乡村女孩子纯真的眼中一闪而过，那时，人们还不能想象，这铁路有朝一日会具有惊人的速度，以巨大的规模把人群带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