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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一如既往地写作、编辑，一如既往地阅读。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撰写新中国70年的财政政策的专著，是我为70年大庆所接受的一项任务。70年风风雨雨，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有些问题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版本虽不同，但财经故事确有诸多相似之处。
经济增速之争不仅发生在2019年。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速之争就已有了，当时的提法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当年大跃进，高度重视粮食、钢铁产量，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超英赶美，经济浪漫主义气氛弥漫。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众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写不出来。这是那个年代的财经故事。大跃进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再接着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了。
经济增长需要条件，经济增长需要协调。一味地追求钢产量，最后得到的是大半不能用的钢。结果指标好看但浪费严重。粮食丰产不增收，因为生产力配置到钢铁生产中去，天时好资源误配也不管用。经济结构优化、宏观经济稳定在现代社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计划经济需要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的“三平”，需要处理好财政金融关系，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当年有扩大高价商品供应以回笼货币的措施。市场经济下，对应货币“超发”，高价住房吸纳多余的货币，物价基本稳定，与计划经济的调控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市场和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宏观经济稳定目标未变，发展中国家追求更大更强国力目标未变。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保六，看似问题，实则根本谈不上（前些年有保八问题，逻辑相同）。保六作为问题提出，更多地是将现实经济增速作为参照系的结果。经济增长潜力或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在那里。只要释放出更多的市场活力，经济增速完全可以在2019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改革反而可能让速度更慢的说法站不住脚。更快增速绝非大跃进，而是高质量发展，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争取可能的增速。故事经常在重演，似曾相识，但有所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们不断回顾30年、60年、40年、70年故事的重要理由。金冲及因为职业关系，有条件读到常人不容易读到的史料，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尤其值得细细研读（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有些细节，可以和其他文献对照互补。我将财政政策的演变置于整个国家大历史背景中，对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有了更深的体会。
故事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在构建模型上不遗余力。超越现实，自娱自乐，未尝不可，但不能解释世事，不能预测未来，不能留下启示的研究，终将化为历史云烟。事实胜于雄辩。研究者经常会忽略一些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财政结余的动用问题有不同说法。实际上，只要看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1955年1月12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报告，就可以很清楚地解决这个问题。李先念的报告指出，“本来这笔钱已为商业部、粮食部等部门，作为资金使用了。”（《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并曾任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的回忆录也有不少干货。关于财政赤字，王丙乾记下了1981年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的情景：“胡耀邦同志说，财政部年年讲财政赤字，是吓唬人的，狼来了，狼来了，没有来嘛！当时在座的一位领导同志讲，因为采取了措施，狼才没来嘛！”建设性预算适度举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但当时没有区分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王丙乾对此的评价是，区分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也为后来国债事业的发展和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财经故事并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并不是简单地用凯恩斯主义就能说清的，背后有中国的逻辑。何况即使是凯恩斯主义，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各种可能的挑战。米歇尔·德弗洛埃（Michel De Vroey）的《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以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值得一读。宏观经济学现代意义上来说，本来就是凯恩斯之后的事，因此，这是一部现代宏观经济学史。该书包括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DSGE宏观经济学、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三部分。我以为，后两部分更值得关注。当前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凯恩斯主义确实有更多相似之处，但也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影响。总需求、总供给调节是常规操作，财政政策将何去何从？把握宏观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式的“稳经济”政策选择也许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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